第4章 合同

我想相信她的話。可心裡那股不安，像根針一樣扎著，一直沒有消失。

第二天一早，晚晴又去了智信大廈。出來的時候，手裡拿著一份簽好字的合同。

「簽了。」她說。

「甚麼時候開始上班？」

「下週一。」

我點了點頭。

那天是週四，我們還有三天。

那三天過得很平靜，平靜得讓人心裡發毛，像暴風雨來臨前的安靜。

週六我們去了一趟超市，買了一周的菜。

晚晴挑菜挑得很認真，拿起一把青菜，看看葉片，放下，換一把，才放進購物車。

我推著車跟在她後面，心裡想－－她下週一開始就是智信的首席法務顧問了，她還會這樣跟我一起逛超市嗎？

周日晚上她站在衣櫃前挑了很久，最後拿出那套最正式的深灰色職業裝掛在衣架上：「明天第一天上班，穿正式點。」

週一早上，她穿上那套深灰色職業裝，烏黑的長髮垂在肩頭。

高領短袖上衣利落貼身，沒有多餘的裝飾，腰間一條細黑皮帶，金屬搭扣冷冷地閃了一下；同色系直筒中長裙垂到小腿，版型挺括。

腳上一雙鑲鑽細帶高跟涼鞋，脖頸間一條細巧的鎖骨鏈，手腕上搭著黑色細腕帶。

她在鏡子前檢查了一下，出門了。我站在窗前，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，朝智信大廈的方向走去。

那天晚上她回來得比平時晚了一個小時。

她說第一天還行，沈聿衡沒有為難她。

她脫掉職業裝，換回舊T恤：「就是－－他們給我安排了一間辦公室，在二十層，朝南的。很大一張桌子，比我以前那間大兩倍。坐在裡面，覺得有點空。」

「習慣就好。」我說。

「嗯。」她點了點頭，「習慣就好。」

我們都不知道，那間空蕩蕩的辦公室，只是一個開始。

第五章：第一場

入職第四周，第一個真正的案子落到了晚晴手上。

小娜出現在她辦公室門口，手裡拿著一份智信統一用的深藍色硬殼卷宗，封面印著金色logo。

她把卷宗放在桌上，手指壓在封面上，停了一瞬：「晚晴姐，這個案子，沈總說讓你親自處理。」

晚晴沒有立刻翻開：「甚麼情況？」

「智信物流下面的一個分公司，四十三名貨運司機，集體起訴，要求補發拖欠的工資和賠償金。已經走完調解了，沒談攏。下周開庭。」小娜松開手，「沈總的意思－－賠償壓到最低，最好不賠。」

小娜走後，晚晴翻開卷宗。

四十三名貨運司機，被拖欠工資的時間從兩個月到五個月不等，總額大概一百七十萬，平均每人將近四萬塊。

四萬塊，對智信來說是一頓商務宴請的賬單；對那些司機來說，是一個家庭半年的生活費，是一筆再拖下去就要斷糧的錢。

她翻到第二頁，對方律師的資料。

她看了一眼那個名字，愣住了。

那個年輕律師叫方嶼，去年剛執業，在一家很小的律所上班。

她見過他一次，在一個法律援助活動上。

他走過來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「蘇律師，我叫方嶼，去年剛拿執業證。我聽過您的課－－勞動爭議案的證據組織。那節課對我幫助很大。」

她當時笑了笑：「有甚麼問題可以隨時找我。」

現在，這個把全部精力都投進四十三人集體欠薪案的年輕人，坐在了她的對面。

晚晴合上卷宗，靠在椅背上，看著窗外。

她知道智信確實欠薪了，證據確鑿，這場官司如果正常打，智信必輸。

但她更清楚怎麼讓它不輸。

那個年輕人的卷宗寫得磕磕絆絆，證據整理得亂七八糟，有幾份關鍵文件甚至沒按法院要求裝訂歸檔。

那些漏洞，她一眼就能看見。
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她坐在沙發上，把電視聲音調小，開口了：「我今天接了一個案子。智信物流的欠薪案，四十三名司機，集體起訴。沈聿衡讓我親自處理－－壓到最低，最好不賠。」

「那四十三個人－－你打算怎麼辦？」我問。

她沈默了一會兒：「我會贏。」

她看著茶几上那杯涼了的水：「對方的律師是個剛執業的年輕人，卷宗寫得很亂，有幾份證據沒按法院要求裝訂歸檔。我光翻了一遍，就找到至少三個程序漏洞。如果正常打，智信必輸－－但如果我攻那幾個程序漏洞，申請延期舉證、申請證據復核、一步一步拖，他們拖不起。」她頓了頓，「我以前幫人打這種官司的時候，最怕遇到我這種人－－經驗夠、夠狠、知道怎麼合法地把對方拖死。我以前不是這種人，但現在，我是了。」

她說完，站起來走進臥室，門留了一條縫。我透過那條縫看見她坐在床邊，低著頭，看著自己的手。她沒有哭。

週一，她穿著深灰色西裝裙出門，去開庭。

下午，我在智信物流的倉庫里搬貨，一箱一箱的零件從托盤搬下來，按批次號擺上貨架。

彎腰、抱起、轉身、放下，重復幾百次之後腦子就空了。

三點的時候，我放在儲物櫃里的手機震了一下。

是晚晴的消息，三個字：「結束了。」

「怎麼樣？」我回。

過了幾分鐘她回：「贏了。壓到百分之四十。」

百分之四十，一百七十萬的百分之四十，大概六十八萬。

那四十三名司機每人到手平均一萬五，扣掉律師費，大概一萬出頭。

五個月的工資，平均每月兩千塊。

這就是那四十三個人拖了幾個月、起訴、開庭、等判決，最後拿到的東西。

那天晚上晚晴回家，進門後在玄關停了幾秒，像在猶豫要不要進來。她倒了一杯水，端著坐到沙發上，沒喝。

「吃了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餓。」她低頭看著杯子里的水，「智信賠百分之四十。六十八萬。剩下的不用賠了。」

我點了點頭。過了一會兒她站起來：「我去洗個澡。」水聲嘩啦響了很久，比平時久。

又過了很久，她走出來，頭髮還是濕的，走到窗前，拉開窗簾一角，背對著我：「景川，我今天在法庭上，用我以前幫人打官司的經驗，打了那四十三個司機。我知道他們的軟肋在哪－－證據不完整、程序有瑕疵、請不起好律師、拖不起時間。我太清楚了，因為我以前就是幫他們打這種官司的人。」

「我今天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的－－法律上、程序上、證據上，全是對的。可那些話加在一起，把那四十三個司機最後一點希望也掐滅了。我贏了，贏得乾乾淨淨。」

她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，很快穩住：「我以前覺得，法律是弱者手裡最後一根拐杖。算上實習期，我做了十年遞拐杖的人。今天我親手把那根拐杖折斷了，扔回給那些需要它的人。」

我走到她身後，從背後抱住她。她的身體是僵的，沒有躲，也沒有靠過來。

「一年。」我說，「就一年。」

過了很久，她輕輕嗯了一聲：「一年。」

但她沒有轉身抱我。她只是站在那裡讓我抱著，像一堵還沒倒、但已經裂開的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