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重生少年郎（再修）

所以那時候的衣服都是「新三年，舊三年，縫縫補補又三年」，哥哥穿完給弟弟，姐姐穿完改一改給妹妹。

這麼說您可能沒概念，我給您換算一下：

一九七九年的一塊錢，購買力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八十到一百塊錢。

李大山年底分到的那一百塊，擱現在就是八千到一萬塊——這是一家五口一年的全部現金收入。

您想想，現在一個普通家庭，一年只有一萬塊錢可花，得精打細算成甚麼樣？

那時候的農村，基本還停留在前工業時代。

照明靠煤油燈，做飯燒柴火灶，喝水從井里挑，洗衣在河邊捶。

整個朝陽村，只有村長家有一台收音機，還是公社獎勵的，用電池，捨不得常開。

交通基本靠走。去一趟鎮上，二十里山路，得走兩個多小時。牛車算是高級交通工具，但不是誰家都養得起牛。

通訊靠吼。村裡有事，村長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樹下喊一嗓子，半個村都能聽見。要是去佰家溝或月亮屯傳話，就得派人專門跑一趟。

醫療條件更差。

公社有個衛生所，一個赤腳醫生，看個頭疼腦熱還行，大病就得往縣醫院送——可誰送得起？

李大山病倒後，何穗香去請過郎中，郎中來看了，搖搖頭，開了幾副中藥，說「盡人事，聽天命」。

那幾副藥花了三塊錢，是何穗香攢了半年的雞蛋錢。

社會消費特徵就一個字：省。

能不花錢就不花錢，能自己做的絕不買。

衣服自己縫，鞋子自己納，農具自己修，房子漏雨自己補。

消費集中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——吃的，穿的，用的。

奢侈品？那是甚麼？

村裡最奢侈的消費，是過年時買半斤水果糖，一掛鞭炮。糖要留著待客，鞭炮要拆開來放，一次放幾個，從年三十放到正月十五。

哦對了，還有一樣奢侈品：自行車。

一輛永久牌自行車，要一百五十塊錢，還得有票。整個朝陽村，只有三輛自行車——村長一輛，會計一輛，還有一輛是公社幹部下鄉時騎的。

那時候的人，最大的夢想就是「三轉一響」：自行車、縫紉機、手錶，收音機。能湊齊這四樣的，在村裡就是首富了。

我給您講個具體的事，您就明白了。

去年秋天，何穗香想給李盡歡做件新棉襖。舊的棉襖已經穿了三年，袖子短了，棉花也板結了，不暖和。

她算了筆賬：

買布，一件棉襖得要八尺布，一尺布三毛二，就是兩塊五毛六。

買棉花，一斤棉花一塊八，一件棉襖得用一斤半，兩塊七。

紐扣、線，加起來一毛錢。

總共五塊三毛六。

五塊三毛六是甚麼概念？

何穗香在自留地裡種了點菜，挑到公社去賣，一擔菜賣五毛錢。她得挑十一擔菜，走十一趟二十里山路，才能掙夠這件棉襖的錢。

這還不算她耽誤的工分——去賣菜那天，就不能在生產隊乾活，沒工分。

最後，何穗香沒捨得。她把李大山的一件舊棉襖拆了，裡面的棉花重新彈過，外面的布洗乾淨，染成深藍色，改小了給李盡歡穿。

那件改過的棉襖，袖子還是有點短，但暖和。

李盡歡穿上的時候，何穗香摸著他的頭說：「等明年，明年小媽一定給你做件新的。」

李盡歡說：「不用，這件挺好。」

他那時候還不知道，明年，父親就病倒了，家裡更沒錢了。

現在，讓我們回到李盡歡身上，

您可能要問，一個十三歲的農村孩子，怎麼懂得這麼多？

怎麼能在父親去世後，那麼冷靜地說出「這個家我來撐」？

怎麼能在該哭的時候不哭，該笑的時候不笑？

答案很簡單：

李盡歡是重生的。

他不是普通的十三歲男孩。他的身體里，住著一個來自二十一世紀的靈魂。

那個靈魂在2023年的一場車禍中死去，再睜開眼時，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嬰兒——一九六六年，李大山和張紅娟的兒子。

他用了十三年的時間，適應這個時代，適應這個家庭，適應這個貧窮但真實的農村。

他記得前世的一切：互聯網，智能手機，高鐵，外賣。也記得前世的遺憾：子欲養而親不待，樹欲靜而風不止。

所以這一世，他早早地就開始謀劃。

一歲那年，母親離開。他尚在襁褓，卻沒有像別的嬰孩那樣哭鬧——他早已知道那是必然，父親和母親的性格，注定過不到一起。

三歲那年，繼母進門，他沒有抵觸，因為他知道何穗香是個好人，會善待他們。

十三歲這年，父親去世，他沒有崩潰，因為他早就做好了準備。

他甚至偷偷攢了點錢——靠抓魚、挖草藥、幫人乾活，一點一點攢的。不多，就十幾塊錢，藏在他床底下的磚縫里。

這十幾塊錢，在1979年，是一筆巨款。

足夠買一百斤大米，或者二十斤豬肉，或者給李玉兒交半年的學費。

但他沒拿出來。

時候還沒到。

他要等，等一個合適的時機，等這個家真正需要的時候。

而現在，時機到了。

父親去世，姐姐妹妹離家，家裡只剩下他和繼母。

一個十三歲的男孩，一個三十出頭的寡婦。

在1979年的農村，這樣的組合，注定要被人欺負。

但李盡歡不怕。

因為他不是真的十三歲。

他的身體里，住著一個經歷過信息爆炸時代、見識過人性複雜、懂得如何在這個時代生存下去的靈魂。

這一世，他要護住這個家。

護住善良的繼母，護住遠走的姐姐，護住年幼的妹妹。

李盡歡躺在床上，睜著眼睛看屋頂的茅草。

月光從窗戶紙的破洞漏進來，在地上投下幾個模糊的光斑。遠處傳來幾聲狗吠，很快又沈寂下去。

1979年的農村夜晚，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。

他翻了個身，面朝牆壁。

腦子里像過電影一樣，閃過前世的畫面：高樓大廈，車水馬龍，手機屏幕上跳動的信息，鍵盤敲擊的聲音，會議室里的PPT，銀行卡里的數字……

然後畫面切換回現實：土坯房，煤油燈，粗布衣，玉米餅子，田裡的泥巴，手上的老繭。

落差太大了。

大到他有時候會懷疑，那場車禍，那個二十一世紀的人生，是不是只是一場夢。

但掌心的溫度是真實的，肚子里的飢餓是真實的，繼母在隔壁房間壓抑的抽泣聲也是真實的。

這不是夢。

他真的重生在了1979年，一個十三歲農村孩子的身體里。

李盡歡想大施拳腳。

他腦子里有太多想法了：改革開放馬上就要全面鋪開，個體經濟要鬆綁，鄉鎮企業要崛起，南下打工潮要開始……

他知道哪些行業會火，知道哪些地方會先富起來，知道哪些政策會出台。

他甚至記得一些關鍵的時間節點：1980年深圳特區成立，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，1992年南巡講話……

這些信息，放在後世，隨便抓住一個風口，就能實現階層跨越。

但問題是——

他現在是個十三歲的農村孩子。

在朝陽村，在1979年。

這裡沒有電。整個村子只有村長家有一台用電池的收音機，晚上照明靠煤油燈，天一黑，世界就陷入一片黑暗。

這裡沒有電話。要聯繫外界，得走二十里山路到公社，那裡有一部手搖電話，但普通農民根本用不上。

這裡沒有互聯網。信息傳遞靠口耳相傳，公社的通知要三天才能傳到村裡，縣里的新聞要半個月才知道。

這裡甚至沒有一條像樣的路。從朝陽村到公社，是坑坑窪窪的土路，下雨天泥濘不堪，晴天塵土飛揚。

一個十三歲的孩子，在這樣的環境里，能做甚麼？

去公社告狀，說我要創業？人家會把你當瘋子趕出來。

去縣城找機會？沒有介紹信，沒有糧票，你連招待所都住不了。

在家搞點小買賣？1979年，私人買賣還叫「投機倒把」，抓住了要遊街批鬥的。

李盡歡記得很清楚：要到1980年底，中央才會正式發文，允許個體戶經營。而在這之前，所有私人經濟活動，都在灰色地帶游走。

他等不起。

家裡等不起。

他必須做點甚麼，但現在……

後世那些「一鳴驚人」的路子，在這裡統統行不通。

寫小說？

1979年，文學創作還帶著濃厚的政治色彩，一個農村孩子寫的東西，誰會看？

就算寫了，往哪投稿？

郵局在公社，寄一封信要八分錢郵票——夠買一斤半玉米面了。

搞發明？

他倒是記得一些簡單的小玩意：太陽能熱水器，簡易過濾器，改良農具……但材料從哪來？

工具從哪來？

就算做出來了，誰認？

一個十三歲孩子說的話，有人信嗎？

做生意？

本錢從哪來？

他床底下那十幾塊錢，是攢了三年才攢下的。

這點錢，夠幹甚麼？

去公社黑市倒賣點雞蛋？

風險太大，一旦被抓，全家跟著遭殃。

讀書考學？

這倒是一條正路。

但李玉兒已經去鎮上了，家裡供不起兩個孩子讀書。

而且就算他考上了，初中在公社，高中在縣城，都要住校，都要花錢。

他走了，何穗香一個人怎麼辦？

李盡歡第一次感到如此無力。

前世他總聽人說「知識改變命運」，但在這個時代，在這個地方，知識就像一顆被埋在土里的種子，沒有陽光，沒有雨水，發不了芽。

他甚至不能表現得太聰明。

一個農村孩子，突然懂得太多，會引人懷疑。輕則被當成怪胎，重則……他不敢想。

所以這十三年來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隱藏自己。該哭的時候哭，該笑的時候笑，該傻的時候傻。

只有在沒人的時候，他才會露出那個不屬於這個年齡的眼神。

在農村，想要出人頭地，只有幾條路：

第一，讀書考出去。

這是最正統的路，但也是最難的路。

整個朝陽村，建國三十年來，只出過三個大學生。

其中一個還在文革期間被批鬥，瘋了。

第二，當兵。這是第二條路。但1979年，中越邊境還在打仗，當兵有生命危險。而且名額有限，要政審，要體檢，要關係。

第三，招工。公社偶爾會有招工指標，去縣里的工廠。但這種好事，輪不到普通農民。村長家的親戚，會計家的兒子，早就排著隊了。

第四，嫁個好人家。

這是女孩的路。

李可欣十六了，已經有人上門提親。

媽媽沒答應，說孩子還小。

但李盡歡知道，如果家裡實在過不下去，姐姐可能就得嫁人換彩禮了。

這四條路，李盡歡都走不通。

讀書，家裡供不起。

當兵，年齡不夠。

招工，沒關係。

嫁人……他是男的。

所以，他只能走走一步看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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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最近收到書友指認，時間線安排有問題，所以修改了一下，補丁會在後文繼續完善，具體的大概在126章左右吧，因為在作者寫下這段話的現在才剛更新到那裡，會解釋為甚麼生母與繼母沒有鬧不和）